衡量萬物的尺度
科學迎戰文化敵手：
Facing Up－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
撰文／傅大為，清華大學歷史所，科技史組教授
書名：科學迎戰文化敵手
作者：溫伯格（StevenWeinberg）
譯者：李國偉
出版時間：2003年12月
出版公司：天下文化
在今天世界的大科學家中，溫伯格是很特出的一位。他好辯而文筆流暢，所以四處寫文章，與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論戰不斷。2001年哈佛出版了他與科學史家、科學哲學家、科技研究者的論辯，還有一般知識大眾演講的文集Facing Up: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，繁體中文本由深具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素養的數學教授李國偉翻譯，本文簡稱此譯本為《迎戰》。
《迎戰》一書，收集了溫伯格15年來的演講、短文、評論與論戰共23篇，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，從科學的博雅教育、牛頓、伽利略、愛因斯坦、粒子物理的化約論、物理與歷史、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，到20世紀的物理學史、索卡的惡作劇（參見我的〈「兩種文化」的迷惑與終結〉，《當代》126期）、猶太復國主義等。我們常聽說，科學家只寫論文，很少寫書，但是溫伯格，論文不算，前後寫了八本書再加這本文集，充份展示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學養。
雖然論題廣泛，但《迎戰》一書的視野，相當反映了溫伯格做為一位活躍粒子物理學家的生命情境。在1979年與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分享物理諾貝爾獎，他創造了「電弱理論」，結合了兩種基本的自然力（電磁力與弱作用力），使得在整合宇宙四種基本力的大事業上，向前邁了一大步。正因為他自身參與、開創了20世紀粒子物理的躍進，使他對物理學的躍進有很深的經驗與使命感。所以，他一方面要替粒子物理在廣泛的科學界面前，為其聲望辯護，因為加速器的實驗經費，越來越膨脹。另一方面，他則要為粒子物理「尋找宇宙最終極的定律」這種20世紀的使命與價值而奮鬥，他積極批判科技研究中的社會建構論，還有一些他覺得莫名其妙的後現代主義、強綱領的科學社會學等。這些流行的科技研究理論所蘊含的認識論，與他一生所信奉「追求宇宙終極定律」的目的，彼此可能衝突。
在書中，他不只一次說，當終極理論最後完成時，「我們做為基本粒子物理學家的工作也即將就此終結，一切都變成了歷史。」
也正因為這種使命感，使他在面對與他科學發展觀點不合的其他看法時，溫伯格所持的態度，就好像是「我一生的工作，就是衡量萬物的尺度」。他常說「我親身參與了革命性的變革」、「我可以作證……」等等這些目擊者的優勢觀點來維護他的論點。客氣一點的話，他有時會說，他所親身經歷的那段20世紀物理學，是某某人所說科學發展史的反例
就以溫伯格的朋友，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（繁體中文本由遠流出版）一書的作者孔恩為例。孔恩說，因為過去所有有關自然的信念（從亞里斯多德、哥白尼，到牛頓），結果都出了錯，因此就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現在必然更能掌握宇宙圖像，或說更接近真理。孔恩又說，在科學革命之前的老典範，與科學革命後所建立的新典範，彼此之間不可共量。在新舊不同典範中工作的科學家，彼此無法了解、沒有共同的科學操作基礎。但是，親身參與粒子物理大躍進的溫伯格，當然反對。他說，許多從18、19世紀所發展出來的物理數學定律，如馬克士威式的電磁學、牛頓力學，特別還有量子力學，從發明到今天，沒有任何問題，它們「已經成為物理學理永存的一部份」。所以，大致從19世紀到今天，我們已經越來越接近真理，也許還有些細節的微調要做，如量子場論，但卻沒有亞里斯多德、托勒密、燃素說等犯那麼大錯誤的可能了。溫伯格很相信數學化、方程式化的物理學客觀性，說那是現代物理學「硬」的部份，它不會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、對解釋「為什麼那些方程式會有用」的改變而改變，而後者，是科學會隨著歷史改變的「軟」部份（255~6頁）。當科學史柔軟的部份除掉，剩下那朝向真理的骨架，溫伯格躊躇滿志地說，科學史就與文化無關，而成為永恆。
其實，溫伯格需要訴諸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說法：物理學到了牛頓之後，就已經進入成熟期，它穩定地逼近真理。而如布朗運動般盲動式的理論發展，那是牛頓以前才有的現象。前面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，基本上只適合科學成熟期之前的科學發展（不過，溫伯格倒是接受孔恩的「常態科學」可以描述20世紀基本粒子與宇宙論的發展史，見258~60頁）。
溫伯格這些說法，除了訴諸「我親自參與」的權威外，雖然雄辯滔滔，但卻很不精確，在歷史上的反例也很多。什麼算是一個科學的成熟期？量化、數學化嗎？我們知道，西方天文學，從古希臘歐多克索斯的同心球系統，到中世紀托勒密的周轉圓系統、16世紀的第谷系統，都相當數學化，但在天文學發展史中，還是一個取代一個，變化劇烈。溫伯格也知道，連牛頓自己討論力學的幾何學工具，後來也被拋棄了。更不用說，中國古代的數學、幾何系統等，源遠流長，但是一旦西學東漸，也都成為化石。那麼，溫伯格哪來的歷史靈光說，「你絕不需擔心它會變成錯的。只要科學存在一天，我們就會繼續教馬克士威的電磁學」？事實上，托勒密周轉圓系統在西方天文學中存在的時間，要遠比馬克士威方程式長。
Facing Up這書名取自第谷在丹麥文島上仰頭觀星的雕像。一位信誓旦旦以20世紀物理學為本位的大科學家，會取16世紀第谷的永恆姿態來命名（見序言），令人驚奇。溫伯格知道，第谷是被排除在近代科學神殿之外的。他說，因為第谷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說，所以第谷不是他的英雄。但是，這些都是17世紀大量新科學證據浮現後的判斷。如果我們回到16世紀，那個哥白尼與第谷的世紀，重新評價二人，說大科學家第谷的系統優於哥白尼的，那是很明顯的（可參考孔恩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一書）。做為20世紀的大科學家，溫伯格以20世紀為本位，那是可理解、可尊敬的，但是做為一般普通人、歷史學家或科技風險社會中的公民，在16、20，還有未來的24世紀，三個世紀之間，我們該選擇那個世紀為本位？或者該放棄對本位的執著，而回歸歷史的流動視野、還有日常生活的智慧？
最後，關於翻譯本身。要針對一本翻譯書寫書評，我的原則是，一定也得談其翻譯。一般而言，李國偉的翻譯頗為流暢。溫伯格談了不少粒子物理的細節，如何讓翻譯清晰易懂，又不失其深度，且又能顯示出溫伯格的雄辯，並不容易。我特別在「翻譯工作坊」網站 中的「吐槽區」，寫下一些翻譯上的疑點，請讀者前往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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